CBT疗法最新研究进展

时间:2015年01月29日信息来源:互联网 点击: 【字体:

       认知行为疗法是目前心理治疗中研究得最为透彻的治疗形式。但是,研究者们仍然还在继续努力,以便阐明其发挥作用的机制。
       2005年,与自己走过30年春秋的丈夫突然告诉Anna,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。这个消息对于Anna而言,犹如五雷轰顶,她的生活从此开始崩塌。“在那之前,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婚姻会以失败告终,那对我简直是致命的一击。”Anna回忆道。她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律师,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。
       在不幸发生后的连续数月里,Anna每天早上都不想起床,从早到晚都感到精疲力竭,脑海里充斥着各种负面的想法。“我真没用。我搞砸了一切。都是我的错。”显然,她需要帮助,但是,她的第一位心理治疗师令她感到厌倦,而服用的抗抑郁药也不过只是让她觉得更疲劳而已。接着,她找到了Cory Newman。Newma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治疗中心(Center for Cognitive Therap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)的主任,他开始给Anna尝试一种不同的疗法。从中,Anna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想法,不要过多地沉浸在自己的过错中,而应该给自己一些信心,多想想自己的长处。“对于我而言,能够和一位可以引导自己多进行正面思考的人交谈,实在是受益良多,”Anna说。Anna是化名,应当事人要求,隐去真名。
       认知疗法,通常被称作认知行为治疗(CBT),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患者寻找并改变负面的、自我毁灭性的思维模式。尽管这种治疗方法并非对每一个抑郁症患者都有效,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,这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。“CBT是心理治疗领域内明确取得成功的疗法之一,”波士顿大学的心理学家Stefan Hofmann说。
       一般而言,抗抑郁药物往往是治疗抑郁症的首选方法。这种疗法快速、价廉——但是,临床数据表明,仅有22-40%的患者能够仅仅通过服药获得好转。尽管现在有多种心理治疗方法,但是对CBT的研究却是最为广泛的;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meta分析结果表明,考虑到科学家对结果评估测量方法的不同,有42%-66%的患者在接收CBT后,不再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。
       然而,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能够明白,CBT到底是如何起到治疗作用的。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疾病,会以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出病症,而CBT本身又具有多层次、包含各类谈话过程的特点;而在具体咨询过程,都会因不同的治疗者和患者而有所不同。因此,想要明确地揭示CBT是如何对大脑产生了影响,是很难进行的,而且此类研究也很难获得资助。尽管如此,研究者们并没有放弃,他们将临床心理学和神经成像实验结合起来,试图将结果拼凑起来以找到一些线索。设法阐明CBT的治疗机制——以及为何并不适用于所有患者——将最终帮助医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。
       “如果我们无法了解个中缘由,那么,我们就很难真正提高治疗手段,”Daniel Strunk说,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。“在对治疗机制的探索中,也发现了该方法对有些患者而言,相较其他人更为有效。”
       CBT包括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手段,所有方法都是基于同样的前提:患者对自身及外界抱有极为负面、且往往并不准确的认识。CBT的理念在于,帮助患者建立和发展他们所需要的能力,通过对那些负面的想法进行严格的评判,最终“成为他们自己的治疗师”, Strunk说。根据CBT的理论,一旦改变患者的思维方式,就可以使其抑郁症症状得到缓解。
       从目前结果来看,似乎这一理论是行得通的。“有很多研究数据表明,患者在接受认知治疗后——以及在抑郁症症状缓解后——他们的负面想法有所减少,”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Robert DeRubeis说。“这是显而易见的,就好像要向人们证明重力的存在那么简单。”
       令科学家们产生争论的是CBT发挥治疗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怎样的。服用抗抑郁症药物、以及接受其它类型心理治疗的患者,在抑郁症有所缓解后,也同样会形成更多的正面想法。那么,问题来了:是否改变患者的思维模式,是使其抑郁症得以缓解的真正原因呢?又或者是,治疗从另一个方面缓解了抑郁症——例如,通过帮助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形成一种联系——因此,形成正面的想法,仅仅是其心理健康恢复后的一个结果而已。

       探索内在机制
      
为了回答这个问题,研究者想要证明,思维模式的转变是发生在心理健康有所改善之前的,而且是可以预测改善情况的。“在治疗结束时,很多事情看起来都好多了,”Strunk说。“因此,你真正想做的是,能进入患者产生正面的疗效的时刻,并且弄清楚在那些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”
       DeRubeis等人进行的研究表明,很多接受CBT的抑郁症患者都有过“突然好转”的经历,患者会在两个疗程之间,突然间感受到很大的改善。这些快速好转的比重,在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所获得的疗效中,占到一半以上。
       在突然而至的好转发生之前的那个疗程,患者思维模式的转变最为显著。“患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改变,不再那么夸大地、负面地看待自己的生活。”DeRubeis说。而患者认知改变发生于症状缓解之前这一事实,表明了改善患者的思维模式,或许确实有助于疾病的治疗。
       研究者也指出,在CBT治疗中,学习心理应对技巧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认知改变。“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,在情绪要转向负面的一瞬间,意识到这一点,并且思考自己的想法是否准确,”Strunk说。
       在CBT中,治疗师经常会要求患者学会监控自己的想法。例如,Anna在开始她的治疗时,正在从事一些志愿教书的工作。在工作中,她发现自己总是要把自己和另一位老师进行比较,结果使她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并不称职。Anna的治疗师让她描述一下,她和另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分别是如何教学的。“结果,我发现,当我真的开始思考另一位老师和我的教学工作时,我认识到,我们都有发挥得很好的时候,也有不足的时候,”Anna回忆道。“而在那之前,我总是纠结于自己做得不好的方面,拿别人做的好的方面与自己不好的方面进行比较。”
       现在,Anna已经结束了治疗。但是,当类似的负面想法出现时,她可以发现并且提醒自己,要仔细判断自己的认知是否准确客观。“事实上,我并非没有产生过负面情绪和想法,”她说,“只是我或多或少学会了怎样处理这样的情况。”
       Strunk等人的研究发现,患者习得新的认知处理技巧,与抑郁症状的改善之间是存在相关性的,即使患者仍然会出现负面的想法。此外,一旦患者学会了这些处理方法,就可以在他们日后的生活中继续使用,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CBT的疗效可以在结束治疗后继续存在——而抗抑郁药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证据表明具有这样的效果。至于其它类型的心理治疗方法,也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显示具有类似的保护效果。
       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于神经成像技术,对CBT的机制进行研究。抑郁症患者与健康人相比,往往在大脑中的两个系统会有明显的差异,这两个系统分别是前额叶皮质区和包括杏仁核在内的大脑边缘系统。前者负责复杂的思维活动,例如自我控制、制定计划等;后者则主要参与情感处理过程。在健康人的大脑中,前额叶皮质区可以抑制杏仁核的活性,从而使情感得以控制。但是神经成像技术表明,在很多抑郁症患者大脑内,前额叶皮质区的活性有所下降。“抑郁症患者的杏仁核可以看作是一个‘好斗的’的家伙,”Greg Siegle说,他是匹兹堡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。
       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,CBT可以纠正上述问题。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,Siegle描述了他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(fMRI)所进行的研究。根据MRI所显示的结果,患有抑郁症的成年人,当行使情感相关的功能时,其杏仁核活跃水平增高,而背侧前额叶皮质的活性则降低。他对9名受试者进行跟踪监测,最终,Siegle发现,经过14周的认知治疗,上述情况几乎完全被逆转。
       “成像结果真的让人大受鼓舞,”Timothy Strauman说,他是杜克大学(Duke University)的一位心理学家,在曾经的研究中,也得到过上文类似的结果。“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你所期待看到的结果。”
       研究者推测,CBT——重点在于使患者学会控制自己的想法——发挥治疗作用的机制可能是,使活性降低的前额叶皮质区恢复原有的水平,从而对活跃过度的边缘系统起到控制作用(见“想要获得的行为”)。“认知疗法教会你对自己的前额叶皮质区进行干涉,并加以利用,而不是任由你的情感发展下去,”Siegle说。
      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有利的研究结果,但是,也不能掉以轻心,贸然下定论。我们必须认识到,在大脑内,前额叶皮质区和杏仁核并非抑郁症患者区别于健康人的唯一区域;而且,这两个区域也并非治疗会影响到的唯一区域。到目前为止,所进行的研究规模都很小,而且有些研究结果还会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。“我一直以来都很谨慎,因为研究进行得并不透彻,”来自英国东伦敦大学(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)的神经科学家Cynthia Fu表示。据她的估计,针对抗抑郁药物所进行的神经成像研究的数量,大约是心理治疗领域进行成像研究数量的三到四倍。“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,人们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,在不同的时间点对患者进行扫描检测,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极为不同的结果。”

CBT疗法最新研究进展

       复杂的问题,艰难的回答
      
对于患者的负面想法的转变,目前而言,还无法确定这些神经学转变到底是疾病恢复的原因,还是结果。为回答这个问题,科学家需要在患者接受CBT的过程中,多次对患者进行扫描成像,从而追踪改变的发生过程,并确定其是否发生在症状缓解之前。
       这样的研究昂贵、耗时,而且给患者增加了负担。科学家们表示,通常而言,对CBT进行此类研究也比抗抑郁药类的研究要更加困难:因为有太多复杂的因素掺杂其中,治疗师和具体疗程的不同,都会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。此外,给予安慰剂治疗进行研究也很困难。研究者可以把接受CBT的受试者,与服用药物或者安慰剂的患者,又或者是还处于等待治疗中的患者进行比较;也可以将接受普通心理咨询的患者作为对照组,但是,问题在于无法对研究进行合理的盲化处理,治疗师会知道那些患者接受的是哪一种治疗。研究者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,寻找足够的资金支持。“在这一点上,与抗抑郁药物研究相比,是不可同日而语的,完全不是同一数量级的比拼,”Strunk说。“很多制药公司都在进行抗抑郁药物的研发,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。”
       科学家们十分希望能够阐明CBT为何只对部分患者有效,从而进一步筛选可以被这一方法治愈的患者。”尽管试验与错误不可避免,但是,每一次治疗的失败,都会延长患者的痛苦,并且增加医疗的成本。“来自加拿大多伦多药物成瘾及心理健康中心(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)的心理学家Lena Quilty说。
       一些临床及人口统计学因素,似乎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某个患者在服药或接受CBT后,是否会获得疗效。例如,同时患有抑郁症及人格障碍的患者,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效果,要优于认知疗法,而已婚人士则似乎更能从认知疗法中获益。
       目前,研究者们开始通过对大脑活动模式的研究,来寻找是否可以据此判断哪些患者接受CBT后,可以取得疗效。在一个去年发表的研究中,埃默里大学(Emory University)的神经学家Helen Mayberg等人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(PET)技术,对82名抑郁症成年患者大脑内的葡萄糖代谢进行了检测。然后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,一组接受12周的CBT疗法,另一组则在同一时间段内服用常规的抗抑郁症药物(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类)。在大脑右前脑岛区域活跃程度较高的患者,对药物反应良好,右前脑岛是大脑内与杏仁核和前额皮质区都有关联的区域,而该区域活性不足的患者,则更容易从CBT疗法中受益。
       但是具体机制尚不明了。“首先,我们需要认识到,抑郁症患者大脑内出现异常的信号通路,是具有个体差异的,这导致了不同的患者对不同的治疗产生反应。” Mayberg说。认知疗法可能可以修复某些问题,但是,药物则会对另一些患者起作用。
       神经系统成像在为患者选择最佳疗法时并不实用,因此,研究者们仍然在努力寻找其它更合适的方法。2011年,Siegle等人提出,临床医生有可能将患者的瞳孔作为观察大脑功能的一扇窗户。给抑郁症患者呈现负面语汇;那些瞳孔扩大不明显的患者,其前额叶皮质区的某些区域显示活性下降,这样的患者,比起那些瞳孔扩大更明显者,可能从认知疗法中获益。
       在实际操作中,想要为患者量体裁衣地选择合适的疗法,需要临床医生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,包括患者的婚姻状况、大脑活性以及遗传因素;已经有研究发现,具有某些基因序列的患者,更容易在接受CBT后取得良好的疗效。
       此外,科学家也需要对抑郁症本身加以更好地了解——包括其各种形式以及表现——然后,才有可能真正阐明CBT治疗抑郁症的机制,以及哪些患者更容易从中受益。Strauman对此持乐观态度,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与临床心理学家进行合作,共同努力去***这一难题。“我想,我们最终会明白,我们的思想有多复杂,精神疾患的产生机制就有多复杂。”

原文检索:

Emily Anthes. A Change Of Mind. Nature, 13 November 2014; doi:10.1038/515185a

 
(作者:董利军编辑 编辑:新东方心理咨询)
 
 
 
 
 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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